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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镇西教育博文欣赏
    作者:jky    教学科研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数:1652    更新时间:2015/4/3

    语文教师的人文情怀

    说明:2015316日晚上,应正道语文”QQ群的邀请,和老师们就“语文教师的人文情怀”这个话题进行了交流。第一次用聊QQ的方式做讲座,还不太适应,好在我打字很快。这是整理的聊天记录(剔除了过程中老师们的插话和讨论)。

     

    今天的讲座是罗小维老师给我的“命题作文:《语文教师的人文情怀》。我想,既然是网上交流,我也就不正儿八经地讲,就漫谈吧!

        先从钱梦龙老师谈起。大家知道钱梦龙老师的学历吗?对头,是初中毕业。但他后来成了语文教育的泰斗,因为他自身的追求,自己的人文素养非常高。我曾经对钱老师说,只要教师个人素质高了,他怎么上课,都叫“新课改”!我还说,什么叫“素质教育“?高素质教师所进行的教育,就叫”素质教育”!

    但是,问题来了:这里的“高素质”包括哪些内容呢?当然,我们可以说有爱心呀,专业基本功呀,教育智慧啊,课堂技能呀等等。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但针对现在的教师状况,我们更强调,教师的人文情怀。

    我认为,语文教师应该是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,是一个有人文底蕴的人,是一个文人!

    大家知道马小平老师吧?据他八十年代的一个学生回忆,马小平老师只用一年的时间教学生应试,其余时间都是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,大量讲述鲁迅、卡耐基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;而课外,马老师还经常和他们下围棋、国际象棋,打桥牌,打篮球。他更多的时间是给学生开阔视野。马老师之所以能够这样做,前提是他自己的视野就非常开阔。

    这个学生回忆道:“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,我们尚显稚嫩的心灵模模糊糊感知到了诸如自由之思想、平等之精神的概念,开始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追寻意义 和价值,知道了自信的重要,以及做自己喜欢的事更能激发潜能。在这些层面,马老师从不直接给我们答案,而只是启发我们的思考。”

    试问,我们现在有多少老师有这样潇洒自由的教学?有这样开阔恢宏的视野?

    于漪老师说:“与其说我一辈子做语文教师,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语文教师。”这里的“学做”,就是一辈子的人文追求。

        今天是谈人文素养,谈人文追求,但我不打算对“人文”的概念做严格的学术解释,我只谈谈我的理解。我的理解不全面,甚至不一定严谨,但是我切身的体验,是富有个性的理解。

    我理解的人文素养,至少包括:情感与理想,风骨与良知,视野与思考,学识与胸襟。

    情感与理想。情感,这里当然指对教育和语文教育的情感。我们是不是对自己所教的语文学科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?我曾亲耳听有语文老师在我面前抱怨:“我上辈子杀了猪,这辈子来教书!上辈子杀了人,这辈子教语文!”他还说,教书,又不是教数理化,如果教数理化那多好呀,可以当家教赚钱,而教这倒霉的语文,谁请你做家教呀?

    2000年,我写过一段话——

    我不止一次地庆幸我是一个教师,因为与青春同行使我的心永远年轻;而且我特别庆幸我是语文教师,因为这使我能用一双“文学的耳朵”随时倾听“花开的声音”,并把这种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用文字表达出来。  

    这份情感,就是最基本的人文素养!

    有了情感,自然会有追求,就是我刚才说的“理想”。现在谈理想是一件很“难为情”的事情。因为如果你给别人谈理想,很可能被认为“假得很”“有病”,而且“病得不轻”。

             我这里的所谓“理想”,就是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那个让自己惊讶的卓越的“我”!因此,“情感与理想”,是我说的语文教师人文素养的第一点。情感与理想,是做老师,包括做语文教师最最基本的人文素养,是第一前提!没有情感与理想,就别谈其他什么素养。

            好,接下来我谈第二点,“风骨与良知”。教师是知识分子,语文教师,我刚才说了一定要有文人气质,而知识分子的气质,就包含了风骨。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是别人的应声虫,而要有自己的思考,要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。

    当年毛泽东有一句话,他告诫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:“切不可书生气十足。”这话大错特错。因为“书生气”其实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人文品质,不迷信,不盲从,坚持独立人格,不玩权术,正直不阿……毛泽东一生要做的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“思想改造”。结果是造成一代知识分子风骨的丧失。当年写《试看今日之蒋介石》的郭沫若沦为了御用文人。而少数知识分子,如果顾准等人还保留着风骨。

    回到语文教师, 所谓风骨,就是独立思考,就是不被世俗的风气所左右。再具体些,不迷信权威,包括不迷信李镇西——虽然我并不是权威,不迷信教参……当然,有风骨不只是愤世嫉俗,他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。

             还有,在当今这个物质化金钱化的时代,不苟且!我建议大家去读王栋生书的书。当然,也许大家已经都读过不少他的文字了。王老师的书,通篇都写着两个字:“风骨”!

            再说良知。所谓“良知”,通俗地说(我不做概念解释),就是随时都想着孩子的今天和明天。孩子就是一切,就是目的,而不是工具。当学生的利益和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时,当然要维护学生的利益!我经常都这样做的。为了学生,我曾经(当然是很多年前,年轻时)得罪了领导,得罪了同事,但我无所谓。这是良知使然。虽然我失去了一些“好处”,但我觉得值得。良知,还体现在不要把孩子当做牟利的工具。

    有一年我去山西某地讲学时,应某中学要求上一堂语文公开课。上课前走进教室我发现只有40名学生,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当地的教学班就这么多学生。后来经了解才得知,因为怕“效果不好”,便把20 来个成绩不好的学生“淘汰”了。我当即表示,把另外的学生全部叫齐,“一个都不能少”!否则这课我就不上了。后来所有学生都坐在教室里了,我才开始上课。下来后,许多人都说我“很正直”,即使上公开课也不弄虚作假。我说:“不,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虚作假的问题,而是我是否尊重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的问题。这样的公开课,哪怕缺一个学生,对这个学生来说,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,他的尊严都受到了伤害!”在这里,如果我为了自己“上课效果更好”,我当然觉得校方的安排很好。但我就把学生当成我表演的工具了。就是没良知。

   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,就是因为“违背良知”并不一定是看得到的很明显的“恶”,而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微小的大家甚至已经习以为常的“恶”。也就是说,有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违背了良知。那种体罚学生的事,毕竟是少数。但更多时候,我们不知不觉也在侵犯着学生。包括最近给成都十二中的学生讲《理想》。如果我不顾学生,而炫耀自己的学识,在我看来,就是违背良知。而处处想着学生,而不必顾忌听课老师怎么样,这就是良知。同样,一味在课堂上给学生展示炫耀自己的博学,自己的深刻,而博得满堂喝彩,却完全不顾学生是否理解是否明白……这也是违背“良知”。现在一些教师上课,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所谓精彩,却忘了为什么上课,为谁上课。

            但是,我还要澄清一个误解,处处想着学生,绝不是迁就学生。毕竟我们是教育者,还有一个引领的责任。所以,我经常说,语文教学,最考水平的就是处理好“尊重与引领”的关系,把握这个分寸感。是的。一方面我们说不能让学生听得云里雾里,另一方面我们又说,不能只讲学生明白的东西——学生懂了还有必要讲吗?这就是“尊重与引领”的艺术。学生懂也好不懂也好,关键是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。总之,我说这些,重点是强调尊重学生(不是简单地迁就学生),这就是良知。

            我们再谈“视野与思考”。首先是专业视野。我们读不读教育学著作?读不读语文教育专业著作?读不读语文教学专业杂志?当然,对本群的老师,这都不是问题。大家正是因为有共同的事业和视野,才聚到一起的。我相信,大家非常关注语文教育的专业杂志和著作。大家一定要关注语文教育研究的最新最前沿的成果,这就是专业视野。对此我不多说了。

    比专业视野更重要的是人文视野,当然从逻辑上说,人文视野自然包括语文专业视野,但我这里想单独说说,以示强调。 对于国际国内富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著述,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著作,你阅读了多少?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,你凝望了多少?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,你思考了多少?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生活,以及各种暗流汹涌的思潮,你关注了多少?对于天下风云变幻,你牵挂了多少?……这都是语文教师胸中应该装着的。

            我有个不太严谨但可以仅供参考的比例,就是一个语文教师,对本专业书的阅读,只占他阅读量的百分之二十;对教育学心理学著作的阅读,占阅读量的百分之三十;而人文阅读:历史的,哲学的,文学的,经济的,包括人物传记……应该占百分之五十。 书读的越多,你就越不会被蒙。最近刚刚去世的曾彦修,不知有多少语文教师关注他的文字。曾彦修,著名杂文家,笔名严秀。

    只是阅读而不思考,就是两脚书橱。但我这里指的阅读,当然是伴随着思考的阅读,这是默认前提。不必我强调。为什么现在网上那么多的年轻人狂热歌颂文革?很难说他们有多么“邪恶”,相反,他们中有些人其实很善良,很单纯,但他们书读少了,我说的是文史书,所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。我最近几年反复推荐的《南渡北归》,我觉得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该读。

            好了,说了视野再说思考。其实,刚才说了,对于一个会读书的人来说,阅读的过程必然伴随思考。但我这里还是想单独说说。我想强调,对常识的思考。刚才有老师谈到读自由主义的书,说“不要中毒”。其实,我想说,即使我们一本自由主义的书都没读过,也可以凭常识知道,民主是个好东西,自由是个好东西!这就是常识!因为民主自由符合人的本性和本能,就这么简单。我不能容忍别人来侵犯我的权利,我希望我自己做主,这难道还需要读什么自由主义的的书才知道吗?难道这是“中毒”吗?不是,这是常识。

    刚才有老师说:“天下没有绝对的自由。”这话本身就是问题的,是不懂常识。因为“自由”的概念本身就排除了所谓“绝对”二字。马克思说:“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。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,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。”孟德斯鸠也说过:“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,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,他就不再有自由了,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。”这都是常识。

    说回语文教师的教学。常识,就是自己是怎么学语文的,就把这个经验体验告诉学生。我们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方法那个方法,但我们自己从不用这些方法来读来写,这就违背了常识。比如,我自己的体验,学好语文,就三点:多读,多背 ,多写。多读(尽可能多地接触语言材料)、多写(尽可能多地实践语言技能)习惯,多背(尽可能多地在脑海中储备祖国灿烂的古典诗文),在不断地熏陶、感染、领悟中形成对语言的敏感和敏锐(即人们通常所说的“语感”),语文学习这就么简单!当然,有老师会说,还有“多思”呢?我说,所谓“思”都包含在前面三点中了。这就是我自己当年语文学习的经历,我想可能也是大多数语文教师有过的体会。我们何不把这些质朴的道理告诉学生,并设法让他们也具备这样的语文学习习惯——实际上也是生活的习惯呢?当然,思考显然不只是思考常识,但因为时间的原因,我就强调一点,尊重常识。让语文回归常识!

            关于“学识与胸襟”。应该承认,我们这一代人是半文盲。我说“半文盲”一点都不夸张,包括我,尽管我是所谓的“博士”,但我哪敢说自己是“博学之士”?我中小学时代是“文革”,哪有什么文化积淀呢?有人说我“虚心”,不,我是“心虚”。说这话,我参照的对象是老一辈知识分子。我经常说,和老一辈大师相比,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!一个语文教师,应该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   

    最后说胸襟,我们一定要站在教育的高度看教学,站在社会的高度看教育,站在人生的高度看社会,站在星空的高度看人生!这就是我说的胸襟。

    我的发言完毕!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最好的请教对象是自己

    常常遇到许多年轻的和不年轻的教师向我写信请教:“李老师,我班一个男孩老爱迟到,怎么办?”“李老师,学生厌学怎么办?”“李老师,如何管理班上的纪律?”“李老师,班上两个孩子早恋了,我该怎样引导?”“李老师,我班这次期末考试成绩下降了,我该怎么办?”……最初,我特别认真而吃力地给老师们做解答。认真,是因为我不能辜负老师们的信任;吃力,是因为我也未必有什么良方。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原则性地说一些诸如“分析原因”“加强沟通”“增强信心”“严格要求”“及时鼓励”的话,说到最后,我自己都觉得是套话了,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。

    不是我敷衍老师们,是因为我实在无法用一己的教育方法将所有的教育难题一网打尽。三十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,教育没有万能钥匙。无论多么正确的教育原则,都无法破解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教育难题。而且,越是具体的教育难题,其破解方法越具有“唯一性”,因而是无法复制的。

    比如,该如何转化一个行为习惯差、成绩不好的孩子?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普遍问题,因为“后进生转化”是一个永恒的教育课题,但实际上具体到某一个孩子,则无法用一个教育公式去“转化”。这个孩子的家庭环境、成长经历、性格特征、学习基础等等因素,都是唯一的,对他的转化方式,也只能是“私人订制”。我们的教育思考必须“纵横交错”——从纵的方面说,要追溯这个孩子发展到今天的种种复杂的原因;从横的方面说,要理清这个孩子“当下”种种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找到转化的有效途径与科学方法。而这一切,显然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能够代劳的。

    所以,每当有人向我请教类似的问题,我总是诚实地回答:“我没办法。因为教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,你只给了我一个孤立的教育现象,我确实没办法。但是,如果我在你的班上,如果长期和孩子相处,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”

    几乎所有老师都知道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的道理,因此教育没有万能钥匙是一个教育常识。但有人偏偏一遇到难题便想找“万能钥匙”,便想到请教“名师”。这反映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可怕现象——教师队伍中懒于思考的人不少。教师过去被称作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(这个称呼在今天看来是否恰当暂且不论),那么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本人的灵魂应该是富有生命活力的,而“活力”的重要标志之一,便是思考。虚心好学,当然是一个年轻老师的美德。但所谓“虚心好学”更多的是指勤于阅读,善于观察,勇于探索,富于思考,乐于研究。动辄便“请教”则不是“虚心好学”,是自动放弃了思考与研究的权利,而放弃了思考与研究,便中断了教师专业成长至关重要的路径。

    还是以转化后进生为例。迄今为止,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老师靠请教获得“灵丹妙药” 因而转化后进生成功的例子。相反,几乎所有善于转化后进生的老师都善于研究的思考者,他们因此而成长最快。因为把难题当课题是最好的教育科研,而在班主任工作中,最大的难题莫过于转化后进生了。通过对后进生的观察、研究,我们对教育的认识会更加深刻,我们的教育智慧会更加丰富。在这过程中,年轻教师想不成长都十分困难。

    对自己教育对象的思考与研究是别人无法代替的,与其求助于人不如求助于己。最好的“请教对象”是自己。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513

     

    教育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真理”

    真理总是有着具体的针对性。教育更是如此。对张三有用的方法,对李四未必奏效。但我们不少人偏偏相信教育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真理”。

            我读到过一位北大新生母亲写的育儿经验的文章,她说她的经验是“不要给孩子施加任何压力”,说“要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由自在地生长”,因此,从孩子小时候,她就没有责骂过孩子一次,更别说体罚了;在学习上,她的做法是“顺其自然”。最后的结果,至少从应试的角度看,她的家庭教育的确成功了。

             又想到傅雷教子。在《傅雷家书》中我读到,傅雷对傅聪的教育到了严苛的程度:吃饭不许嚼出声,公共场合双手不能放进裤兜,穿制服时每一颗纽扣都必须系好……儿子在练钢琴,傅雷便手里拿个小棍守旁边。傅聪弹着弹着,不弹了,傅雷就着急,拿棍就杵地板:“你赶紧弹啊!”还有一次在饭桌上,傅雷训傅聪:“你怎么最近钢琴弹得不好啊?”傅聪有点着急,就跟他爸爸顶嘴。这一顶嘴,傅雷将就手里的一碗饭“哗”扣到傅聪脸上了,一下把这鼻梁骨打坏了。但最后傅聪竟成了举世闻名的钢琴演奏大师!

        如果从结果来看,好像两个家长的教育方法都很成功。那你说现在的家长学谁呢?在我看来,任何教育方法都不可绝对化。没有一种方法是“普世”的,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孩子具体情况“因材施教”的方法。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理念,只是说了几千年的常识,但常识往往被人遗忘。

           有的媒体也爱误导读者。今年考高分数一公布,我注意到,记者在报道某理科“状元”时,突出其“良好的学习习惯”,比如“不死读书”,“一边玩一边学”,“从不熬夜”,“从不上任何周末补习班”,学习之余爱好广泛——足球、金庸和电子游戏,等等。文章给家长的印象是,孩子苦读是没有用的,还是“边玩边学”最好。我看了心里想,你怎么不说这个孩子智商超级高呢?

     我至今依然是杜郎口中学课堂改革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辩护者。崔其升及其同事们根据他们学生的特点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法,这不是什么“神话”的奇迹,而是常识的胜利。但我并不认为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形式具有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“普适性”——具有这样“普适性”的形式永远不可能有,因此,当我听到某知名校长在一次全国教育论坛上斩钉截铁地说:“现在中国所有的课堂改革都是学我们学校的,我们学校的经验任何学校都适用!”我一笑了之。崔其升曾对我说:“我们的学生基础很差,而许多老师的专业水平也很低,学生不爱听老师讲课,那还不如让学生讲呢!”这是他们最朴素的改革动机。因此,如果教师专业水平不太理想,学生整体素质也太不理想,而我们又想让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学生的整体素质都得以提高,那么,借鉴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模式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之一(注意是“之一”)。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,如果教师人人都是学识渊博、技艺精湛,学生个个都聪明绝顶、能力超强,那完全不用学杜郎口中学——这样的老师,这样的学生,怎么上课都行,教学质量肯定都非常棒。

    在《给青年校长的谈话》中,苏霍姆林斯基有几句话说得非常精辟:“某一教育真理,用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,而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不起作用,用在第三种情况下甚至会是荒谬的。”这话值得今天中国包括家长在内的每一位教育者深思。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108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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